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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数位学者撰文指出，《法经》乃是法学著作而非成文法典，但这不是学界的主流认识。

思维这个名称本身，就预示了范畴误用的可能。第五，普通人并不是实在法体系制度化的一部分，他们通常无法、也无须作出法律陈述，尽管理想的守法公民的确能够这样做。

反过来讲，如果它们与法律推理明显不同，就根本不应被放置在同一名号之下。如果一事物，无论涉及之人叫牛顿还是张三、发生在1666年还是2024年、出现在英国还是中国，它都不会有所不同，那么该事物就具有普遍性。尽管他们可能对于什么是道德或特定道德准则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持不同的看法，但每个人都同意一种关于道德的形式概念：第一，只有道德义务才是真正的义务，其他种类的义务要想成为真正的义务，就必须诉诸道德。于是，法律人所作出的陈述必须摆脱属人性质，能够被恰当还原为法律的陈述。此时，他就只能从法律的观点出发，作出法律人的法律陈述，即法律规定，应当或不应当做某事。

温和派则主张，法律推理根本没有特殊之处，尽管在内容上法律的确不同于其他领域，但理性在所有领域都是一样的，推理的模式对所有领域始终是共通的。虽然植物学家和法律人的确针对不同领域或内容发言，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持有完全不同的推理或逻辑。但对法律规范中核心政治决定的识别并非不可能。

（四）小结既有的七次实践分布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大概对应了三种不同的脉络，在授权背景、依据、方式与内容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授权不能突破宪法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设置的对立法权的绝对保留，全国人大必须就相关立法事项作出核心政治决定。而授权制定法律也镶嵌于这一框架下，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民主与效能的再平衡。常设机关既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权力机关的主席团。

这几条也是第一次为授权决定所引用。一般认为，此次授权令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获得了立法权。

在现行宪法下，概括型授权逾越了授权界限，不应再被采纳。易言之，全国人大可以制定一部包含有核心价值决定的法律，比如全国人大制定《立法法》，其中对立法的基本原则、目标、主要程序等的规定就体现出核心的政治判断。1982年宪法将立法权配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民主与效能平衡的产物。[41]由此，形成了立法权配置中相互分离的两个板块，这可称为权限划分的分离的二分法。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1）全国人大曾经授权其常委会制定过哪些法律？（2）这种授权的宪制基础是什么？（3）授权制定法律的宪法界限在哪里？（4）授权制定法律应采取何种形态？本文的初步结论是，授权制定法律是两机关协作的立法模式。四、授权制定法律的宪法界限由此，为何授权与凭何授权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所授之权为何与授权界限为何则仍有待讨论。其二是全国人大并非常设机关，通常情况下一年只召开一次会议，议期也极为有限。就执行型授权而言，全国人大应尽可能明确其作出的核心政治决定，并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所应有的主要内容，乃至于程序要求。

当全国人大将其作出核心政治决定的权力授出时，就违反了彭真所言的在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充分讨论，民主决定的宪法意图。这里的基本方针政策即是核心政治决定的一种规范表达。

虽然名义上是授权，但大会也作出了部分核心政治决定，具体表现为原则通过或者原则批准法律草案。如果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效能寄以过高的希望，则可能导致实践中基本法律的范畴被缩小或者持续含混，从而事实上掏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威。

而之所以授权不应突破绝对保留，将核心政治决定权也一并转让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是因为授权本质上是全国人大凭借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做出的，这种授权不应损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原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并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在修改后公布试行。几次实践在授权依据上的不一致，也显示出在授权的性质、依据与界限等方面缺乏共识。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出决议，由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加以审议，作为草案公布试行，在试行中继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加以修改，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另一种观点认为，全国人大只能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普通法律。在二者之间，现行宪法并没有如1954年宪法那样建构法律与法令的效力位阶。

就此而言，基于基本法律的立法权配置在两机关之间只形成了相对的保留结构。不过，对兜底职权条款也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两种解释进路，相应地也就存在不同的法律效果。

由此，宪法第62条与第67条通过复杂的规则体系建构的立法权配置的核心就相对清晰了，即全国人大基于民主性的考量，必须保留对核心政治决定的决策权。而对一般法律而言，虽然严格来说并无授权的必要，但如能令全国人大在授权决定中发挥更多作用，则既有助于发挥全国人大的立法功能，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注入更强大的民主共识。

宪法第67条第22项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可为授权提供规范依据。[15] 杨尚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518页。

而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它也仍然符合宪法第67条第2项、第3项划定的范围。[9] 有观点认为1955年授权未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自身职权的认知，也未在事实上使立法体制发生变化，林彦：《传统续造：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创制》，《清华法学》2023年第1期，第71页。[37] 马馼：《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3年第1期，第86页。主观主义的兜底职权观认为，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具有最高性与全权性，而兜底职权条款就是全权性的体现。

2.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不宜作为独立的规范基础如果立法权不能独立成为授权的依据，那么作为人大四权的所谓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否可以？重大事项决定权只是一种理论概括，[32]讨论宪法依据必须回溯至第62条等相关规范。为此，本节将首先分析授权为何发生，即宪制结构基础的问题。

不过，这种观点也可能进一步地辩护，主张立法权具有创制性，其在内容上来自国民意志，因而不必诉诸宪法上的实质内容，[31]只要立法没有抵触宪法，就并不需要宪法依据。当我们追问授权制定法律的宪法依据时，所问的不是制定授权法的形式权限依据，而是授权法规范内容的实质依据。

1954年宪法要求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即便在1982年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后，全国人大对于核心政治决定的决定权也未被动摇。此时，由1982年宪法确立的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的分配框架，已经取代了1955年决定所形成的法律——单行法规的框架。

该条就被认为明确了基本法不同规范的位阶与结构。第62条第2项表明决定带有宪法监督的性质，增强了其正当性。不过应明确，第62条第16项至多只能发挥转介的功能，并不能独立地作为授权依据。但这种回答的意义极其有限。

而这两项要求对应了全国人大在构成上的两项特征，其一是组成代表众多，近3000人，远超一般国家的议会。[35]在这种立场下，即便第62条第16项仍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也不应认为全国人大可以任意地将一切职权都授权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9]此后的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授权其常委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一）涉及立法权调整的授权决定第一条脉络的相关实践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

[48]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页。学界已有观点从授权不应授出全国人大的宪法专属事项的角度论述了这种界限，[52]其本质也可视为授权不应构成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消解。